作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科研機構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政府計劃設立多個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希望以此來提升科研能力。

　　為了加強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管理，中國邀請12名世界頂級國家實驗室專家參加了不久前舉行的“國家實驗室建設管理國際研討會”。科學出版社旗下英文期刊《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發布有關內容。《知識分子》獲得授權刊發中文內容。專家們有關建設國家實驗室的經驗和洞見，值得分享。

建設體量要更大、目標要更高

　　大多數現有的中國國家實驗室出于單一目的，專攻某一個特定研究領域，而美國的國家實驗室是融合了多學科的多目標實驗室。和單學科實驗室相比，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能夠承擔更大規模的科研項目，進行一些國家迫切需要的領域的跨學科研究。

　　曾在美國能源部阿貢國家實驗室工作的丁洪，現在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態國家實驗室常務主任。他補充說：“中美國家實驗室的規模也有差距。我現在的實驗室只有500人，而阿貢國家實驗室有4000多名工作人員。”他認為，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應該著力于宏大的長期研究，這類研究應是大學和企業做不了的。

　　美國能源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主任托馬斯·梅森認為，雖說國家性質的國家實驗室研究項目是著眼于國家利益的，但其設備使用方面可以是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而且大多數國家實驗室在合作方面應該具有區域特色。

　　意大利國家核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安東尼奧·馬塞洛表示：“國家實驗室集中了大量財力和人力資源。在意大利，大學拿不到這個級別的資金，但大學可以隨意使用國家實驗室。國家實驗室必須具有研究優先性，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源。國家實驗室為科學界服務，同時也是很多研究生完成部分論文研究的地方。”

　　瑞士保羅謝勒研究所主任約爾·梅索特認為，國家實驗室建設要考慮長期穩定的預算。“大家會以你首次的成功來衡量你，如果短期內沒有成功，就會產生不好的影響，這一點也需考慮清楚。還有，現在有一種趨勢是弱化國家實驗室的活動，并把一切重心放在國際組織上。這樣是不好的，國家實驗室和國際組織應該相輔相成。”

　　國家能源部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主任杜恩·吉布斯強調：“國家實驗室是任務導向型的。重要的是，要確定國家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去滿足這些需求。”

與大學的關系應是合作互補

　　關于國家實驗室和大學的關系這一問題，梅索特認為，“要確保國家實驗室不去重復而是去補充大學的研究，這一點很關鍵。”他同時強調，國家實驗室應該和大學建立合作關系。“在瑞士，做到這一點很容易，因為大學和國家實驗室從屬于同一個機構。對中國科學院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把現有的研究所綜合到即將設立的國家實驗室中。”

　　作為德國亥姆霍茲國家研究中心聯合會的北京代表，何宏博士介紹了這家由18個國家實驗室組成的獨特科研單位。他說：“國家實驗室和大學之間，應既強調競爭也強調合作。我們有固定劃撥且保證逐年按比例穩定增長的機構性科研經費。這部分經費占到每家國家實驗室年度開支的80%左右，而且其中90%來自聯邦政府，10%來自州政府。當然，我們也不時地會因為自己的機構特點和經費優越性而受到來自高校和其他研究機構的抨擊。”

　　英國研究理事會科學與技術設施委員會主任維多利亞·賴特說：“在英國，大學和擁有強大預算與大型設施的機構之間，也存在類似的緊張關系。”

　　但是丁洪認為，中國科學院有很大的優勢來協調二者的關系：“在阿貢國家實驗室，有設施，但沒有研究生;在美國大學，有學生，但缺乏設備。我認為中國科學院在這方面很獨特，因為它兩者都有。”

　　梅索特建議，國家實驗室解決的是大學研究范圍之外的、國家層面甚至是國際層面的社會挑戰。“應建立一個機制來確保國家實驗室和其他機構的科學家們平起平坐，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他們。”

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要平衡

　　針對國家實驗室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認為，僅僅專注于基礎研究的國家實驗室未來可能會遇到問題，因為科學研究有好日子，也有壞日子，特別是對粒子物理學而言。最好是既有長遠的應用研究，比如我們正在進行的同步輻射光源研發;也要有基礎研究，如粒子物理。“我希望中國科學院在規劃國家實驗室的未來時能考慮到這點。”

　　吉布斯建議：“除了其他的科學和技術目標之外，美國很多國家實驗室感興趣的是那些能提供現實應用、創造工作崗位和經濟效益的研究。這次會議讓我認識到，中國的研究者和我們有同樣的目標。”

　　梅索特表示自己的國家實驗室背負著很大的期待。他說：“工業領域中的創新鏈和基礎研究完全不匹配。我們通常思考的是未來10—15年，而他們想的是2—3年。要達到這樣的預期很具有挑戰性。基礎研究是關鍵，但要把基礎研究變成創新的工業產品則需要很長的時間。”

　　美國能源部阿貢國家實驗室主任彼特·利特爾伍德另有一番意見。他說：“我不認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存在真正的區別。我們面對的是那些需要著手幾十年、能帶來長期愿景的大型國家級重要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采用基礎科學的方法，逐步地實現目標。就像眾所周知的那樣，我們能從科學中獲得技術，也能從技術中發現科學。”

管理的最好方法是匯聚人才和資源

　　關于如何管理好國家實驗室，梅索特認為，“國家實驗室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把人才和資源聚集在同一個地方。我認為地點比組織結構更重要。我們會盡可能把人員集中到同一個地方工作。中國科學院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已經具備了實驗室、研究所和設施，也就是國家實驗室的基本構架，但你們缺乏可以讓研究人員密切合作的共同場所。你們可以遠程合作，但這樣難度更大。”

　　他舉例說，氣候變化、電腦和環境方面的科學家之間一般是沒有溝通的，但如果他們在同一棟樓里，就可以一起吃午飯、一起討論問題，很快他們就能建立工作上的合作。“如果他們之間相隔幾千米，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丁洪很贊同這個觀點。他介紹說，中國科學院有100多個研究所，各自專注于不同的領域，這些研究所和大學、企業之間應該形成一定的區域研究基礎。“如何把現有的機構和未來的計劃相結合是一個有挑戰性的問題。”

　　但王貽芳并不認為遠距離一定會成為問題。他說：“這實際上取決于相關人員是否有相同的理念，是否能成為一個團隊來一起工作。否則，即使他們同坐在一個辦公室里也無濟于事。許多粒子物理方面的項目就是很好的例子，通常這些大型設施及團隊均散布在世界各處，我們能把他們組織起來做同一個實驗。”

　　利特爾伍德對此分享了在運營能源儲存研究聯合中心時遇到的挑戰。阿貢國家級項目涉及很多個體研究人員、大學、國家實驗室和產業界。他們起初試圖建立和傳統方法不一樣的工作模式——剛開始是通過電郵、電話、語音郵件和視頻系統來建立聯系，但之后不得不放棄這種做法。“最后，我們實際上組織了很多面對面的小組會議，有的是周會，有的是月會，大家都在不停地飛來飛去。在某些情況下，你真的可以效仿歐洲核子研究組織這種軍事化的精密合作模式。這樣一來，每個人都清楚他們在某個特定的階段應該交付怎樣的成果。當然，每一項目都是不同的。